《猩红：红与黑中的大恐惧》

自从《红与黑》出现在我的书架以来，被冷落了许久，直到近来它颇具个性的命名“红”与“黑”将我吸引。读后，才发现司汤达这位“半路出家”的作家的笔力相当深厚，他笔下的于连同契科夫笔下的小人物相似，却又多了一种长篇小说才有的人物的立体感，即——于连，一位装绅士的流氓。而这红与黑，不正配成了猩红？昭示着这份大恐惧——玩弄感情的下作，以及时代下成为流氓的不得已。

红，是猩红的底色，似乎浪漫，实则诡异。红，是他与德·雷纳夫人以及马蒂尔德的恋情，那样凄婉；红，是他朋友富凯无私，那样灼灼；红，是他的梦想，正如第十章提到的“这就是拿破仑的命运。有朝一日，他的命运会不会也一样呢？”于连真的浪漫吗？不！他的本质，如此的黑，黑得令人恐惧。

但，黑才真正铸造了猩红的恐惧——黑彻底地玷污了红！爱情？不过是于连利用他的皮囊以及他的不恭换来的阶级跃迁的台阶，第十四章时说的话“我有本事使这个骄傲的鬼娘们爱上我。”这是露骨的揭示了他恋爱的动机从来不是真爱。友情？不过是富凯的一厢情愿，而于连从未为富凯做过什么，富凯在他这不过是一件有名字的工具罢了！“一个乡下业主能这样做，真是够义气的！”，三十七章等他成为塔中的囚犯时，富凯的探望使他才认识到友情是什么；但通读全文，也只有富凯的单方面的付出，以及于连对他身份的鄙夷。事业？更不过是一种渠道，拉丁文教师、神学官，都是他谋求阶级跃迁的渠道，却不是他真正热爱的职务；而且，在谋取晋升的时候，他唾弃了他自己偶像——拿破仑。综上种种，以至于他最后说出：“就这句话：‘我法无可恕，罪有应得。’”

猩红的恐惧，还来自于他成长的背景，充满不协调：纵观其一生，不能否定，于连变成这样，整个当时法国社会都脱不了干系。从小，他就受着他父亲，农民海索尔的压迫——身为农民的他瞧不起他这个不事生产的儿子；后来，他得到了外科医生的提携——给予于连来自自由派的自信与思辨性，以及赋予了他骄傲；再之后，是谢朗神甫给了他机会——神学以及拉丁文的教育，让他有机会改变阶级，却又忽视了如何启蒙于连的善。骄傲的于连在这样固化、功利化以及冲突四起的社会背景下，选择了他可以选择也只能选择的道路——做一个虚伪的人。所以，他像个绅士，但更是个流氓。

这来自猩红的恐惧，塑造于连立体人物形象的同时，给予了这篇文章筋骨，作者对于情节的安排已经到了巧夺天工的境界——当我再次翻看这本书时，发现作者其实在上卷的第五章就点明了结局。在摆脱农民身份开始混入上流社会的发端，于连在祈祷桌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道“冉海尔在贝藏松被明正典刑”（“冉海尔”和“索海尔”的结尾是一样的）而作者却又在文中不断穿插似乎局势大好的话来强化于连与时代背景的冲突，恰如德·雷纳夫人对于连说：“位置是给伟人预备的。王室和宗教都需要伟人。”但是这句话前其实还有一句“我能活到看见你功成名就么？”也预示了我们的主角终将死亡。这，想来就是司汤达的功力，整篇故事都是连在一起并不割裂的，一切结果都已经——命中注定；而这也是他笔下的于连，尽管他再怎么挣扎，怎么玩弄感情，怎么想要摆脱农民阶级，过上体面的生活，但在那个悲哀的时代背景下，他的失败也是——命中注定。

猩红的结局也是那样的恐惧，一切的美好终将被浪漫的红下影藏的虚伪的黑所破碎。同《唯一的故事》一样，作者塑造了美好，也亲手将故事毁得粉碎。但保罗是因为“无法被定义的爱情”，《红与黑》中于连却是因为“宏大理想”去利用情感而被时代打了个落花流水。流氓无底线玩弄感情，却始终无法实现他自己那小得鄙陋的理想，这种已经将自己的善抛弃，底线丢在脚底踩了个稀烂，但仍不可避免地走上理想的末路，想来才是最大的恐惧。

在最后，在猩红的恐惧中，他选择了一种近乎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这一切，让自己终于远离了尔诈我虞。于此，用一句评语给本篇读后感画上句号——于连：一个流氓，一位殉道者；生得可笑，死得悲哀。